张树华

　　俄罗斯在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经常处于百名之外，不得不与一些以腐败著称的非洲小国为伍。当今的腐败源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腐败泛滥高峰期则是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八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政治改组和外交盲动，打开了混乱失序的闸门。一时间境内外黑社会势力与蜕化的苏共官员借机相互勾结，浑水摸鱼，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在苏联解体的废墟上发财致富。苏共垮台后，叶利钦全面推行私有化，掌握着庞大国有资产的“红色经理人”和新崛起的商人阶级又凭借着手中的巨资对国家权力形成了绑架和要挟。1996年，在名为“以贷款换国有股份”的交易中，俄罗斯寡头投入金钱扶助叶利钦连任成功，“尤科斯”、“西伯利亚石油”等能源企业则悉数以极低的价格落入富豪们的口袋，寡头财团就此诞生。

　　2000年普京上台以后，极力摆脱“寡头掌控经济命脉和舆论喉舌”的被动局面，他依靠国家强力部门打击私人财阀、寡头。2006年也曾在几天内撤换16名高官，但却难于各种司法和强力部门之间的各种争斗。俄罗斯的腐败与反腐由“钞票大战”、“银行大战”，转变成了“将军之争”、“部门之战”，常常是“枪口对枪口”，“搜查对逮捕”。腐败也由过去的行贿受贿，衍生出变相的高官厚禄交易或子女的升迁。本来肩负维护法律、打击腐败的一些部门如海关、税务、缉毒、检察、公安、交管、法院、军队等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且相互制肘。更加严重的是，苏联解体后20多年腐败的癌细胞已经浸透到了社会肌理，行贿受贿、金钱铺路甚至演变成了一种社会常态。

　　许多数据都显示了俄罗斯社会严重腐败程度：近一半的国家财政预算拨款被贪污转移；1/3军费流入不法之徒手里；企业约30%的成本用来行贿各级官员等等。权贵子女早早就业于银行、外贸等大企业，且担任高管。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工作人员也由“灵魂”和“天使”变成了各类索贿的“蛀虫”。孩子入托、看病拿药都成了“贿赂”的门槛。

　　面对腐败的难题，2008年梅德韦杰夫接过普京的班后，立即重组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亲自担任主席，并推多年酝酿的《反腐败法》出台。可惜4年之后，梅德韦杰夫在卸任总统之职时坦承，他努力推动的反腐败行动成效不显著：“要说一事无成太夸张，但是，就结果而言，有少许成效”。

　　俄罗斯腐败之所以成为难以医治的“癌症”，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是造成腐败的祸根。要抑制腐败，就必须加强对灰色权力和灰色资本的约束。要防止权力的放纵，更要斩断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应当认识到，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既考验执政党的意志力，又考验政治家的判断力。反腐倡廉任务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点出的“常”、“长”二字。所谓“常”是指反腐败工作要常抓不懈，要依靠像纪检这样的常设监督机构，对于腐败分子，有一个抓一个，“老虎”、“苍蝇”一起打，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小贪变成巨贪；“长”是指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长期坚持，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